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21岁。 (1)(4 / 23)

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

    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

    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

    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王安石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声誉高，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明目张胆的抵触吧？

    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没别的好说，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

    是惩罚，但不残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

    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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