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3)(14 / 22)

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沼作了篡改。

    关于光绪密诏的真伪问题，在此不可能详尽讨论，我要向读者汇报的是：在本书中提到光绪密诏之处，我采用了杨锐之子所献“版本”，而未用康有为篡改过的“版本”，以期更符合事实。

    关于“锢后杀禄”之谋的真实性

    军机四章京和康、梁在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诏之后，有没有实施联合袁世凯以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兵谏之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是坚决否认的：“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皇上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引者注：指光绪皇帝赐杨锐密诏及催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之诏，康有为对后者亦有作伪之嫌，兹不赘述）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

    梁启超否认此事，自然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关于谭嗣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联袁铜后杀禄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不仅“当时北京之人”，近百年来所有关注戊戌变法史的人几乎都相信确有其事，并且不断被史料所证实，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毕永年系湖南人，谭嗣同的同乡、旧友，他在戊戌变法的后期来到北京，参与了康、梁、谭的兵变之谋，直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当日晨才逃离北京。毕永年日记的发现，证实了康、梁、谭确曾实施“围园锢后杀禄”之谋，虽未能如愿，但历史的这一笔却是不能抹掉的。我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提到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节，即本于此，而未从梁启超之说。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戊戌政变和袁世凯的告密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谭嗣同在政变第五天才被捕？以往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说法：袁世凯自北京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荣禄急速进京到颐和园面见太后，遂发生政变。近年张建伟在《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一书的《袁世凯的问题》一节中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探讨，从政变发生前后事件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即政变前二日已经自颐和园还宫；光绪皇帝在9月20日上午9时后接见袁世凯，袁于当日下午回到天津；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下旨捉拿康有为；9月22日慈禧太后电寄荣禄，在津、沪等处严查康有为；9月24日，下旨捉拿谭嗣同等康党；9月25日即政变第五日，命荣禄来京，谭嗣同被捕。结论是：慈禧太后在发动政变时尚未接到由荣禄转达的袁世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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