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阴霾下的“刺宋案”(4 / 13)

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和国事呼号奔走。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阁因为职权得不到保障，根本无法有效地限制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深知必须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相制衡的责任内阁制，而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于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则在于政党制衡。彼时同盟会还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各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竟多有三百余个，可谓党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极为混乱。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决定“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一些其他党派，改组成立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顾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号召，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孙文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孙文声称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遂辞去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

    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立刻积极投入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当中。为帮助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于十月离京南下，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他每到一处，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国会选举虽然还没开始，但国民党的呼声已经非常之高。

    在国民党有望选举胜利并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文却没有与宋教仁就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反而在选举前一个月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此时宋教仁已经抵达上海，寄住在黄兴家中。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文的五权宪法，大讲自己的三权分立宪政设想，然后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

    民国二年三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四月在北京开幕，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国民党党首的身份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与此同时，袁世凯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会商要政”。宋教仁于是决定出发北上，并选择了三月二十日作为他离开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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