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2)(19 / 23)

，自然会发展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条件地拥护我这一派之拥护，无条件地反对我这一派之反对。

    不为别的，与利害无关，仅为证明自己拥护得对，反对得正确。

    当年，我拥护的是“八八团”，以哈军工“红卫兵”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组织，反对“统统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

    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后来“八八团”干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炮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

    于是我又拥护“炮轰派”。

    当年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多么坚定的“炮轰派”。

    军宣队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变，日夜在磨刀，妄图反夺权……”

    我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议。

    军宣队的一位班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反戈一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否则将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级“勤务员”职务。班长姓曲，非常可敬可亲可爱的一位解放军。然而我不为其循循善诱所动，第二天便写了“辞职声明”贴在教室。正是在那“声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晓声”这个别名。

    “炮轰派”而“匪”，自然“反动”。

    于是终遭武装镇压。机关枪声响了小半夜。

    “炮轰派”的垮台，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当年，大学里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为它的瓦解哭了两通？

    正如今天的球员，哪里会想到一个所谓球迷为他的一脚落空而独自地大发神经？

    所幸今天此病为球，不关政治。

    “文革”中的许多女工，此前并不热衷于政治，此后也未再热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政治伤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为她们的任何利益所风起云涌的。她们只不过因生逢那一时代，不可避免地传染上了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这，是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女工们最为不同之处。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识分子、女科研者与“文革”中的许多机关女干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倾轧、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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