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5 / 6)

，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事件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恐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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