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部分(5 / 6)

事是从洛杉矶一位不知姓名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得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在军事上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包容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坚定的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不想了解、也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找到了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的群众基础的道路。

    里根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从而不必发表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便能善加利用抵制“新政”的白人。就算他并没有痛斥福利骗局，大家也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严厉抨击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官僚大军，显然也是说给一些选民听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钱正在被人夺走，花在一些不知姓名的张三李四身上。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在2005年拍摄了《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对抗麦卡锡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确实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颇为相似，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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