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2 / 6)

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渔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其实正如维里克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 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打造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瑟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瑟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瑟曾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瑟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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