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部分(1 / 6)

    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儿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涵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儿，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非政府组织“美国人行为方式基金会”（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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