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5 / 6)

供了一些信息，不过其清晰性与连贯性较差。虽说由此得来的图景模糊一些，但美国与英国仍是仅有的两个不平等急速加剧的国家，英国的程度相对较轻，而其余发达国家或是有轻微的加剧，或是根本没有变化。

    简言之，根据间接证据判断，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源头是制度与规范，而非科技或全球化。制度变化的明显例子是美国工会运动的倾覆，但我所谈论的规范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规范与不平等：CEO的离谱高薪

    当经济学家谈论规范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时，他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个具体的范例：管理层收入的离谱增长。虽说大公司高管并非不平等加剧唯一的大受益者，但他们常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因而成为反映美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清晰例证。

    根据美联储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销售量曾列入前50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笔只够打发穷人的钱，但它只比20世纪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点儿，而且仅仅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在21世纪初，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只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纪初则为169倍。

    为理解这种异常的变化，让我们从高管收入决定因素的理想化模型入手。假设每家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假设CEO候选人的素质是一望可知的：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个管理者的薪酬都将反映其素质。

    这一理论的直接蕴意是，在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区别。其原因是竞争：对一家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一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管的收入是符合其贡献的。而这一理想化的模式还认为，如果今天高管的薪酬远高于一代人时间之前的水平，那一定是出于特定的原因，诸如更激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