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部分(2 / 6)

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减弱。

    我说的“白”其实是指“非西班牙裔的白”。西班牙裔人口增长迅速，从1980年占总数的6.4%上升到2000年的12.5%，这是当前美国种族构成变化的主因。亚洲裔人口也在迅速增多，不过基数较低：亚洲裔人口1980年占总人口的1.5%，但2000年占3.8%。这两个族群扩大的主因是移民，不过西班牙裔还有生育率高的特点。

    正如我在探讨“长镀金年代”时指出的，移民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降低低收入工人中的选民比例，明显增强右派的政治实力。在相当多的劳动力是低薪移民时，投票者就不是从推进平等的政策中获利最多的人，而是从中受损最大的人。假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将不过是一个帮助保守派、损害自由派的过程的副产品。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新移民不是白人—或者至少在许多土生白人看来不是白人，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一情况与美国的种族政治相互影响就会产生一种作用，在我看来，这种作用最终会使保守主义运动丧失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

    要理解这一作用，首先必须认识到，对于支撑保守主义运动的联盟而言，移民是制造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商业利益集团支持移民，因为他们喜欢人数众多、成本廉价的劳动力。但会因种族问题而立场动摇、对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功又至关重要的选民，也往往是强烈的本土主义者。约翰·朱迪斯描述了反移民共和党选民的概貌：

    他们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抵制反文化潮流而加入共和党的白人劳工阶层选民十分相似。他们一般是来自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内陆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收入较低，没有大学学历。他们生活在小镇和乡间，通常远离移民集中的地区，自认为是“保守派”。结果是，因在移民政策上见解不同，保守主义运动内部裂痕深重。而这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现代共和党的重要一翼对移民怨愤极大，这一明显事实会将非白人移民推入民主党的怀抱。加利福尼亚州已发生这样的事：前州长、共和党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在1994年以非法移民作为竞选主题，得以勉强获胜。但这引发的后果是，在其后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不断增多的西班牙裔人口绝大多数倒向了民主党，使该州政局向自由主义方向剧烈倾斜。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州长也无改大局。施瓦辛格很快就明白，要有效执政，就必须做个现代版的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人，结果就像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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