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部分(5 / 6)

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很有可能要被私有化，从而被逐渐取消。现在社会保障看来安然无恙，而全民医疗也似乎伸手可及了。全民医疗如能实现、“政府可以为善”的“新政”理念如能复兴，那么现在看来难以企及的目标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脱离实际。

    历史证据与跨国比较证据都表明，除了只是逆转小布什减税之外，对富人增税还有更大的空间。就算在小布什减税之前，美国的最高税率也处于历史低点—克林顿任内对最富者的税率仅有39.6%，而20世纪70年代高达70%，甚至在里根1981年减税后还有50%。美国最高税率与欧洲国家相比也较低。例如，英国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0%，似乎相当于克林顿时期的最高税率。然而，对于所有的劳动收入，英国雇主还要付社会保险税，相当于美国联邦保险筹款税中雇主支付的份额（美国的这项税大多仅在收入超过9.75万美元的上线后才征收）。结果是，薪酬很高的英国雇员实际要付的税率将近48%。法国的实际最高税率更高。而且在英国，资本收益是作为普通收入征税的，所以对高收入者资本收益实际征收的税率是40%，而美国只是15%。在美国，如把资本收益当成普通收入来征税，将会让税收显著增加，并限制对冲基金漏洞等赋税恶行的空间。

    而且，从“新政”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家都觉得用“超级”税率对收入过高的人征税是正常的、合适的。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很少人缴70%的最高税率，而艾森豪威尔时代超过90%的最高税率，缴的人就更少了。过去常有人称，对过高收入征附加税唯一的现实作用是惩罚富人，因为其实征不到多少钱，但这么说已不对了。今天0.1%最富的美国人获得总收入的7%以上，而1979年仅为2.2%。这个阶层的最低年收入约为130万美元，平均年收入约为350万美元。对这样的收入征附加税将获得相当多的税收，可帮助许多人。所以归根到底，在逆转小布什的减税、实施全民医疗后，下一步应是更广泛的行动，恢复美国税收的累进性，利用增加的税收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

    不过现实地说，这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资金，提供像其他发达国家那么多的社会开支，甚至连相对适度的加拿大水平也达不到。除了对富人征收较高税收外，其他发达国家还对中产阶级征收较高税收，其形式一是较高的社会保险付费，二是增值税—实际就是全国性的营业税。社会保险税和增值税本身不具累进性，虽只能间接缩小贫富差距，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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