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部分(2 / 6)

重要的途径。

    我曾在第8章论及，美国工会运动的急剧衰落，并不像有人常称的那样，是全球化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跨国比较显示，其他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全球性压力，但美国工会的衰落则是个案。如前所述，1960年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参与率基本相同，工薪工人的参与率分别为32%和30%；到1999年，美国的工会参与率降到13%，而加拿大的未变。正如我在第8章探讨的，美国工会衰落的根源不是市场力量，而是保守主义运动制造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允许雇主进行破坏工会的活动、惩罚支持工会组织者的工人。如无这样的政治气氛变化，今天工会也许已在多数服务业企业组建，尤其是沃尔玛这样的巨型零售商。

    一种新的政治气氛可让工会运动复兴，而复兴工会应是一个关键的进步主义目标。需要有具体的立法，例如《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若实施，雇主恫吓工人、使其不敢加入工会的能力会降低。但立法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执行已制定的《劳工法》。导致美国工会参与率剧降的许多反工会行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甚至违反了现行法律，但雇主知道他们能逃脱追究，屡试不爽。

    难以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工会运动若重获力量，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不平等。跨国比较表明，这也许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在西方世界，工资不平等最剧烈的加剧情形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两国都经历过工会会员人数的剧降（英国的工会势力仍远强于美国，但其工会参与率曾在50%以上）。加拿大经济虽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但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幅度似乎明显较低，而加拿大一直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或许是个重要原因。工会提升会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大多居于中游；工会还会使会员之间的工资平均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工会是一股对冲管理层的力量，使限制过高与过低薪酬的社会规范产生效果，甚至影响到工会之外的人。工会还会动员会员为进步主义政策投票。让美国工会参与率恢复历史水平，会否让“大分化”大大逆转？我们不知道，但有这种可能，所以鼓励工会复兴应是进步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可以缓解过度收入不均的变化，并不只有工会运动的复兴。正如我在第8章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些其他因素抑制了过高的薪酬。其中之一是政治气氛的变化：当时过高的高管薪酬会激发公众的审视、国会的听证甚至总统的干涉。但在里根执政时期，这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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