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之梦(7 / 16)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象到的吗？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给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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