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5 / 6)

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搞得民营工商业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钢联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九十年代初从宁川起步的。

    这就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北京权威人士郑老视察后说，宁川的改革姓资不姓社，除了一面国旗，已经嗅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气味了！刘焕章又一次面对着既折磨灵魂又令人揪心的抉择：白天明、赵安邦被糟糕的政治形势围困了，他和汉江省委是不是该狠下心让这个正在创造奇迹的班子倒台，把他们撤下来？撤下来后又该怎么办？是否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据裴一弘所知，刘焕章和省委曾考虑过将他和省经委的一位副主任派上去。然而，当时形势真是看不清啊！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代表着两种不同抉择方向的政治社会力量在公然对峙，僵化保守的政治势力占着上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刘焕章没敢贸然行事，决定先派收容队上去。于是根据那位郑老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专题研究宁川问题的省委常委会，将赵安邦和白天明双双免职调离宁川，另行安排工作；派于华北为省委工作组组长，到宁川搞整顿，同时兼任市委代书记临时主持宁川工作。在许多人看来，赵安邦这回是真完了，他和白天明的宁川班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连刘焕章和省委都没能保住他们，删除已成定局。

    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赵安邦和白天明也认为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撤职回到省城后，裘少雄和邵泽兴为他们接风洗尘，两届倒台班子的四个主要成员，在同气相求、英雄相惜的气氛中，喝了四瓶白酒，一个个于壮怀激烈中潸然泪下。据赵安邦事后回忆，白天明当时就毫不忌讳地说，焕老瞎了眼，于华北搞不好宁川！

    其实，刘焕章的眼没瞎，更没想过把未来的大宁川交给一个只会照本宣科的管家婆。裴一弘当时就看出来了，于华北既是作为收容队派上去的，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出任未来的宁川市委书记，刘焕章这么做只是为了应付时局。果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一发表，刘焕章和省委又让赵安邦带着“还乡团”杀回来了，一时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赵安邦也真是大胆，在刘焕章和两个省委常委在场的情况下，向新班子的同志发表讲话说：“……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曾经倒下过两届宁川班子：一届是少雄同志和泽兴市长的班子，一届是我和白天明的班子，白天明癌症去世了，郁闷而亡，死不瞑目啊！今天我们这个班子又上来了，在前两届班子的基础上起步了，历史把一座东方大都市的发展责任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干不好就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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