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偏安亡齐 (3)(20 / 22)

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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