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烽烟 (4)(5 / 22)

中蕴含的特异现象。

    其一，秦之罪犯虽多，监狱却少。大多罪犯事实上都在松散的监管状态下从事劳役，否则不能“赭衣塞路”。说监管松散，是因为当时包括关中在内的整个大中原地区并无重兵，不可能以军队监管刑徒，而只能以执法吏卒进行职能性监管，其力度必然减弱。从另一方面说，秦始皇时期敢于全力以赴地屯戍开发边陲，敢于将主力大军悉数驻扎阴山、岭南两大边地，而对整个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制状况不好且罪犯威胁极大，如果对法治没有深厚的自信，敢如此么？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房宫，关中依然没有大军。后来新征发的五万“材士”驻屯关中，也没有用于监管罪犯。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深思么？

    其二，秦之罪犯极少发生暴动逃亡事件。史料所载，只有秦始皇末期骊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动。相比于同时代的山东六国与后世任何政权，以及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这种百余年仅仅一例的比率是极低的。这一历史现象说明：秦帝国时代，罪犯并不构成社会的重大威胁力量，甚或不构成潜在的威胁力量，反而成为了一支担负巨大工程的特殊劳动力群体，最后甚或成为了一支平乱大军。若是一个法治显失公平的社会，不会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体也不会如此听命于这一政权。当陈胜的“数十万”周文大军攻入关中之时，关中已经无兵可用，其时若罪犯暴动，则秦帝国的根基地带立即便会轰然倒塌，陈胜农民军便将直接推翻秦帝国。而当时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七十余万罪犯非但没有借机逃亡暴动或投向农民军，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编，变成了一支至少超过二十万人的平乱大军。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假若罪犯不是自愿的，帝国官府敢于将数十万曾经被自己惩治的罪犯武装到牙齿么？

    而如果是自愿的，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施行恶法，还是施行良法，都从来没有过敢于或能够将数十万罪犯编成大军且屡战屡胜的先例。只有秦帝国，尚且是轰然倒塌之际的秦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其本质而言，这是法治史上极具探究价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会群体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它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又将如何，它的步伐会有多么坚实，它的凝聚力与社会矛盾化解力会有何等强大。

    可惜，这一切都被历史的烟雾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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