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烽烟 (5)(2 / 8)

作为再现中国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产物，绝不仅仅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涌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的十字路口，求变图存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食不果腹，我们曾经内斗不休，我们曾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积淀的文明激发我们求变，贫弱的境地催生我们图存，当此之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寻求启迪，召回我们曾经失落的魂灵，洗刷我们曾经品尝的耻辱，淘洗我们曾经泛滥的自卑，鼓荡我们曾经干瘪的底蕴，洗刷我们曾经有过的迷茫，遂成为连绵涌动的时代思潮。而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程中，面临巨大深刻的历史转折而能奋然拓展出崭新文明的时代，只有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圣地——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于是，回望探索两千多年前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帝国时代，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不期然，我提起了笔，坐到了案头。

    于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

    二

    在日每笔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关注与助益多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启耕之初，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林先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长谈，反复说及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秦帝国时代的重大意义。林先生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思索如何将繁难遥远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尝试过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当时已经大体写成的战国历史小说《一代政商吕不韦》与我一起商讨。以林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历史研究的成果，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头最深的一句话是：“大秦帝国这一题材，其意义不亚于任何重大的当代题材。”1997年，林剑鸣先生于北京逝世，其时我正在大西北的黄河岸边蜗居笔耕，未能到林先生灵前一拜，诚为深重遗憾。

    历经曲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完这段路。

    我决意在已经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之后，重写历史小说。

    只有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承载帝国时代极其丰厚鲜活的文明内涵。

    由此，我进入了实际的自由职业状态。为了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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