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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零年的整个春天，我都是在晋西北度过的。我一面按照黎簇交代的线索去寻找当年留下的痕迹，一边试图把一九四八年同各自所属的部队走散了的五个年轻人的行进路线画下来。我，站在世纪末的尾巴上，就这样思考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它们离我并不遥远，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那样。

    通过黎簇的介绍，我在晋西北找到了杨甸的遗址。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经是村庄，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指着那里告诉我，杨甸曾经是日军围剿时这附近伤亡最惨重的几个据点之一，只有百分之四左右的人真正突了围。

    百分之四。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照片，它们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青年。虽说是不同——虽说，他们的军服和番号，所属部队都是不同的，可他们的眉目之间依然有一股很相似的气息。

    我说不出这股气息到底算什么，但可以确信的是，百分之四也曾经在他们身上真实地发生过，并且也曾为他们各自的生命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一九四八年穿行皖南的五个人里，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被它联结起来的，通过一个漫是硝烟的年份。

    ——一九四三年。

    这对张起灵和吴邪来说都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四三年二月，张起灵来晋绥军中就任；六月，吴邪随着部队开进了晋西北。冥冥中，两个年轻的生命像行星和行星那样地交汇了。

    从一九四三年起，整整五个年头，吴邪在晋西北、中原、华东、东南一带穿行着，用双脚丈量着中国的大地，用仿佛刚刚苏醒一样的目光去深深地看着他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他的身和心都在经受着一些无法预料的改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变野了。

    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没有课本可以参考，也没有教员去教人操作。他必须要变得野蛮，变得会讲脏话和骂娘，变得会一脚踢开挡在跟前的阿物儿，变得完全不像他当初求学时预备要成为的那一种人，此话暂且别过不题，总之，我们知道的是他的确是变了。他的样子大变了，里头是什么个模样儿，谁都不晓得。

    然而，正是这样的吴邪，于张起灵看来却简直像个透明人似的——他的一切，他都瞧得清。他自看到吴邪的第一刻起便知道：对方过的是完全不同于他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新鲜的，也许又是极端的，它来自另一个崭新的主义或者信仰，又十分不巧地与他自己的主义对立着。可哪怕是这般地对立，命运还是叫该碰面的人碰见了。

    命运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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