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3章 “医学博士”(4 / 6)

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无疑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解史料。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