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掌控四镇(十八)(8 / 12)

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闹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李曜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长庆元年春，那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幕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

    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在李曜看来，这姑且可以称之为“隐性规则”或者后世所流行的词汇“潜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潜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还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春，我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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