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5 / 21)

破碎的知识，而在道德实践上却无甚益处。象山的批评点到了道学一派的要害所在，正象后人所讽刺的那样，“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在朱熹一系中，儒家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学问和知识，为学变成了做学问，而不是和个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实践之学。

    陆象山强调这个心，不立文字，求心于内，主张“六经注我”，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提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种修行方法，使我们想起佛教的参禅。佛教禅宗亦是强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它也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同时，陆王心学“万物皆备于我”、“心外无物”的观点与佛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相类似。因此，被朱熹打倒的佛道思想在陆王心学那里已经得到很好的融合。

    实际上朱熹早年和晚年也和佛教走得很近，他的理学也来源于禅宗的启悟。朱熹十八岁时，跟从刘屏山游学。屏山认为他一定是个热心科举的人，但打开他的书箱，里面只有《大慧禅师语录》一套。朱熹还常同吕东莱、张南轩拜见各方禅者，与道谦禅师关系最好，常有警醒启发语言发表(谦师去世后，朱熹有祭文，载《宏教集》)。因此他的《学庸集注》中，所论心性，大致近似于禅意。晚年朱熹住在小竹轩中，常诵佛经，有《斋居诵经诗》。朱熹的道统思想离不开其对“四书”的阐发，而对“四书”的阐发集中体现在其所著《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或问》里。

    王阳明把此二书归于朱熹的“中年未定之说”，认为到晚年朱熹已自我否定了此说。此外，朱熹的道统思想及其阐发道统的“四书”学也有不少体现在《朱子语类》里，而王阳明亦把《朱子语类》归于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认为其真实性大打折扣，与朱熹平日的观点有许多不相符合。因此，如果作为朱熹最主要的著作是中年未定之说，那么朱熹本人最真实的思想应当在晚年，而晚年的朱熹则诵经念佛，这也不能说朱熹是排斥佛教的。即使作为他中年的著作以及平时散见的言论也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显然朱熹的门人为了抬高他们的道统地位，替朱熹排斥佛教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

    陆象山虽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它那类似禅宗的修行并非普通人所能践履。如果毫无约束地放纵此心，只能使人放任自流，王阳明看到了这个弊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

    “知行合一”的做法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更是曾国藩近代新儒学最显著的特点。如何做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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