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秦王变法(六)(5 / 6)

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

    比如《唐会要》就曾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

    《大唐新语》也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

    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日常生活消费的记载。张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

    自玄宗朝始，贵族官僚大范围地卷入商品市场，不仅大量从事商业经营，而且其个人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奢侈性消费。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购自市场、得自市场的奢侈品，相对于自产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

    另外，大唐官员所得俸禄中，俸料钱在全部俸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也可以说是官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市场联系日渐紧密的重要表现。大唐官员俸料钱支出数量增加，取决于税收结构中货币成分的增长，而税收中货币成分的增长，又是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大唐官员俸料钱的增加反映了大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的基础上，分配与消费通过交换发生联系，分配过程中货币比重的增加正说明交换过程中对货币的使用量增加，从而也说明了官员消费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

    裴景明白了李曜的意思，思索片刻，道：“仆以为，如右相所言，则城东适宜兴建自由贸易区之地，当有龙首乡、进贤乡、长乐乡和庆义乡四处。”

    李曜不置可否，只是反问道：“万年县计有三十乡，为何你便选了这四个？”

    裴景笑道：“右相明鉴，万年县虽有三十乡，但右相已指明是在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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