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秦王变法(七)(6 / 14)

市舶使”管理日益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但最初是由武官兼任，如《新唐书》中有“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等字样。到大唐后期，因“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而“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棞载而还”，于是卢钧“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显然，“市舶使”在唐代并非常设官员，也没有专门的机构。

    从上述大唐的中央到地方，从都城到边疆、地方市场的管理情况看，尽管“市令”的设置时间有早晚，设置的地方也存在层级差别，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市令”在全国范围内的、较高层次的市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唐对市场的管理主要采取由“市令”专管或以其它官员兼职掌控，严格规范各级市场空间及市场交换行为的模式，李曜也不知道这在史学家被称之为什么，反正他就简单的把这种模式叫做“直管模式”，其最重要的就是由市场官员直接管理交换的各个环节，其职事前后似乎都在表现出国家至上的特点。

    比如“市”能否设立，由国家规定；在“市”内，物价的确定、交换的具体位置、交换的时间等都要遵从国家安排。在这种模式下，市作为交换场所虽说是交换发展的产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以及国家对市场的认识或说市场观念都还没有达到那样一种水平——无论是个体商人还是国家，都力图利用市场的功能，通过增加或扩大交换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所以，大唐以及以前的市场管理都着意在规范市场的交换行为，其所看重的是怎样体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法规。这种管理模式是市场发展的局限。虽然唐中后期以后市场发展速度加快，水平提高，京城及州县市之外又有了草市、墟市等新兴的、不同层次的市场，但终唐一代，“市令”的设置及其所行职事，似可以作为衡量市场发展及其管理水平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市场管理模式是怎么出现渐变的呢？

    一方面，在唐代市场管理中曾担任重要角色的“市令”在宋代发生变化，其一：除了王安石市易法以及南宋资料中少有提及外，“市令”一词几乎消失了。其二，作为市易务的“市令”，虽然仍然是朝廷命官，但更多的是属于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市易务”官员，而非唐代直接管理市场总体事务之官。另一方面，宋代对各级、各类市场的管理一改唐代的“直管模式”，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在全国各地设置管理贸易机构——名之曰“务”、“场”等等，如商税务、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曰“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