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王业之基(三)(7 / 12)

口”。唐初确立的均田制、户籍制等制度已经被严重侵蚀，几近形同虚设，开天盛世光环之下的王朝国家统治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帝制集权遭到重大削弱，“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土地买卖兼并行为更加恣肆。宝应元年四月，代宗颁《禁富户吞并敕》有云：“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大历四年十一月，代宗颁制又云：“急赋暴征，日益烦重，加以水旱相乘，岁非丰熟，方冬之首，谷已翔贵。又宿豪大猾，横恣侵渔，致有半价倍称，分田劫假。于是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行者甚众。”愤然指责“殷富之家、官吏”、“宿豪大猾”等贵富集团的侵吞兼并及其对下层百姓造成的严重危害。但是，这些诏敕形同具文，贵富集团“横恣侵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放在眼里。当时，权相元载在长安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其中一所别墅，“以奴主务，自称郎将，怙势纵暴，租赋未尝入官”。权宦鱼朝恩在通化门外有一田庄，“连城带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佛寺、道观田庄也异常膨胀，“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

    贵富集团持续的猖獗的土地兼并攫夺无法得到根本遏制，最终彻底瓦解了均田农户经济和国家均田制、户籍制以及租庸调制。德宗建中元年，朝廷被迫废弃均田制，实际上承认了土地买卖和兼并积聚的合法性。在此之后，贵富集团的土地兼并积聚进入了毫无羁绊的发展阶段，规模巨大的田庄大量涌现，土地资源所有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差距更加巨大，贫富分化犹同天壤。德宗贞元十年，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对当时情形有所概述：“今制度弛紊，疆理堕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

    李曜深知，陆贽所言绝非虚辞，因为他在中书省案卷之中就看见过记载，说在德宗时，在淮南，“庐江剧部，号为难理，强家占田，而寠人无告”，在浙江西道，“上田沃土，多归豪强”。

    进入宪宗朝，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恶性特征更加突出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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