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四)(5 / 8)

强和细分，其运行机制也要作大范围调整。要使其充分发挥出军队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军迷，李曜也是曾经关注过的。

    不仅关注，他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伪德粉，他一直认为19世纪德国陆军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军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当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已经开始仿效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参谋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行之有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最后却演变成了军队的“秘书处”，“文书处”。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为了维护军事首长的绝对权威，参谋部的职能被逐步弱化、边缘化。后来出现的所谓“大司令，小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参谋在军队中的尴尬地位。那些本该成为军中精英，军中娇子的参谋军官们最后沦落成大司令的复印机、传声筒。参谋军官普遍缺乏独立分析、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只参不谋，谋而不断。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制定作战计划，不首先从实战出发，从科学出发，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长的意志，揣摩首长的心思，作业规划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

    李曜觉得这种畸形的指挥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危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反映的还不是很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次战火的考验，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优秀的军政素质，再加上当时的作战手段单一，军事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信息化，对军事指挥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等因素。所以军队首长能够比较好的进行“铁腕指挥”。参谋部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讲，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参谋部指挥”的历史条件。

    但是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中国刚刚经历十年动乱，军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以毛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军事指挥员也大多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虽然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首长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但毕竟几十年久疏战阵，又由于体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亲临前线，掌握战场真实情况，所以“铁腕指挥”遇到了困难。

    然而此时的参谋机构在十年动乱期间，早已变成高干子弟的休养所和晋升中转站，鱼龙混杂，素质低下，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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