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2 / 11)

《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着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着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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