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1）(4 / 20)

“道”。厚道之于西部人如同鸣啭之于布谷鸟，是声誉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厦的基础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让人忘记了强调，重要得让人失去了对不良后果的警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昆仑山脚下、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有个叫郝志东的干部因贪污公款而自杀，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去为他吊唁并对他的妻子女儿说：“头抬起，脸别红，谁说他是贪污犯？我们不承认。”一副挽联这样概括了他短暂的一生：对来客鞠躬尽瘁堪为高原大方人，够朋友死而后已不是人间贪污鬼。郝志东是个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接待来客上。这是他的嗜好，是出于性情、本于乡土、源于祖先的举动，几乎是情不自禁的。来客有旅游的，有探险的，有采访的，有写生的，有什么目的也不抱胡乱瞎转的。一拨接着一拨，一拨传给一拨：“你们去找郝志东吧，那人特好特热情。”于是就不断有人来“麻烦”他，他也就不断地“不亦乐乎”起来，常常是这样说的：“哪有什么过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万别客气。”他的接待当然少不了好烟好酒好茶好饭，有时候还要管住，还要陪他们上路——租车的费用、路上的吃喝、宿营的帐篷、急救的氧气袋、御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动提供的。他不是旅游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只有借工作之便一点一点挪用，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累土成山，积水成渊，漏洞越来越大，等到不补不行的时候，挪用已经变成贪污了。

    这样的“厚道”顾此失彼，这样的“人情味”功不补患，是西部人为人处世的畸变之属、异化之种，当然也就不应该是我们所钦佩、所仿效的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郝志东的同情，放弃对“厚道”的激赏，因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错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贫穷扭曲了。救困扶危、仗义疏财本是中国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个工薪阶层，你没有多少余钱，你仗什么义疏什么财？经济是永恒的依托，没有这个依托，美德之大厦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桥梁就无从架起，为了“厚道”而挪用贪污或者倾家荡产的变数，就只能是一个好事变成坏事的可怕过程，你的悔恨、妻子儿女的眼泪，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忏悔者的法庭在审判金钱之罪的同时，也让“厚道”站出来陪着被审，虽说只是影子，但也是脱不了干系的阳光下的阴影。西部人，什么时候能够富起来，什么时候不再为“厚道”付出损害自己甚至毁灭自己的代价，什么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厚道”一把，如释重负地“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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