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3)(12 / 16)
决定了你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和参与,言说勇气则决定了你在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态度。我觉得,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为弱势者呐喊。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分子大多局限在学院、科技、新闻等单位,他们依靠体制生存和实现价值,享受着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吃穿不愁,如鱼得水,很难跨越体制的框限表示公共关怀;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纯粹的精神立场坚持言说的权利,也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知识体制是一个庞大坚固的怪圈,一方面你必须是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专业权威,你的声音才会有到达和影响社会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体制又不看好你在体制之外的批判声音,因此你的发言就不会非常自由。萨义德坚持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但是他的身份也没有能够脱离学院的局限。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仍然给我们显示了特殊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在知识体制之内与社会的链接。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超越一己的私利,质疑既定的秩序,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状态,以放逐者的心灵探索事实的真相,从而构成对公众事业的业余关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难承当,也更需要是非坚持和责任言说的勇气,但却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你坚持了一点点,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之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靠近这个目标。也许我不能像萨义德那样奔走呼号,影响大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文化症候,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和提倡社会应该守候的文化理想。一个时代应该有多种声音,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异声的搅扰,这个声音会打破许多人沉醉的享受,会让许多人睁开蒙眬的睡眼。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是一个城市选择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也是知识分子批判言说的根柢。我渴望生命的舒展,也相信生存于斯的众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然而这样的愉悦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扬弃甚至撕裂才会走向实现的可能。正如大漠所说:“作家应该勇于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文化的外延与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让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和立场一起显现出来,来共同制造这个城市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公共参与也许会增加我们的负累,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骂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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