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7 / 16)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类人’都加以法办，是不可能的。政府也不希望人们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混沌之中。再者说，即便J成功将老田告上法庭，也不可能以谋杀罪判他重刑；相反这样做很可能让母亲生前的痛苦成为人们的谈资。

    “于是J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在他看来，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有情可原的，因为他别无选择。他报复了老田，但在外人看来却像是老田遭遇了一连串不幸。后来J将报复对象扩展到与老田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如猫戏老鼠一般，他欣赏着老田一家人长时间的痛苦，就像是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

    “听起来还真像是基督山伯爵的逻辑，”贾铭插话道，“难道真会有人按照那本书的逻辑报仇吗？”

    “呃，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读的《基督山伯爵》。说来也很有趣，当时很多西方文学作品都被禁掉了，那本书居然还在出版发行。您知道为什么吗？听说江青对它的评价还不错。事实上，那时候她就是在报复那些曾经蔑视过她的人，就是按照基督山伯爵的逻辑。”

    “这种女人，”贾铭的语气像是一位看客，“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是个三流演员而已。”

    “但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现在暂且把她搁到一边，”陈超伸筷子夹了一只牛眼，那只眼似乎一直在瞪着他，“这其中有一处区别：基督山伯爵除了复仇之外还有自己的人生。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J先生，复仇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切。”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贾铭一边说话一边试着去夹鱼唇，却没能夹起来，“按照你之前的说法，J先生应该成了一名不错的律师，他怎么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了呢？”

    “理由有二。第一是因为职业理想的破灭。作为一名律师，他很快就发现凭借一己之力很难维护正义。从前，那些大案要案的审理，都由领导们拍板决定。而到了九十年代，金钱交易与腐败又侵蚀着社会的公正。随着律师这个行当变成某些人捞钱的工具，J越发觉得自己长期以来对原则和理想的坚持变成了时代的笑柄。”

    “陈队长，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是一位优秀的警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为正义而战吧。别告诉我您的理想也早就破灭了。”贾铭说道。

    “说实话，这也是我再一次报名学习文学的原因。我正在写的这个小说也是此次学习的一部分。”

    “哦，怪不得很久没在报纸上看到您破案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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