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成都的受难日到了。(8 / 17)

活气死，其中包括蒙古的开国宰相耶律楚材。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1251年。

    这之间，南宋方面发生了很多事，除了余玠的报复之外，太多的人和事都改变了。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蒙古人内乱，影响了前线的战局。

    余玠先是防守，公元1246年，蒙古军四路攻蜀，受阻于运山城（今四川蓬安县东地附近山地）下，蒙古四川都元帅汪德臣部惨败，汪德臣的弟弟汪直臣被击毙。两年之后，蒙古军企图从藏地南下，迂回攻宋，余玠派俞兴西征，大败蒙古军于大渡河畔。

    随后余玠主动进攻，收复了蒙古军在四川最重要的据点兴元（今陕西汉中），将战线推进至接近原蜀川外围的防区。

    局面大好，突然就倒。余玠的好运终止于首相郑清之的病逝。郑清之欣赏他，信任他，他可以在蜀川大展拳脚。郑清之死了，一条锁链从临安横越千里套到了他的脖子上。

    新上任的首相谢方叔早就看他不顺眼，天天在赵昀的面前碎碎念，说余玠专制一方，有不臣之心。时间长了，加上之前蜀川吴曦的叛变，哪怕没有证据，赵昀也对余玠起了疑心。

    赵昀召余玠到临安自辩。余玠惊怒交加，在动身之前病倒，最终忧愤而死。也有另一种说法，他是服毒自尽。

    余玠死了，“蜀人莫不悲之”，临安却无动于衷。接任的余晦快马加鞭来上任，大力清除余玠亲信，以达到首都对四川的管制。州西路安抚使王惟忠，被诬以通敌罪杀害。不久，宋廷又追削余玠官秩，使这位忠臣的死后也被算账。

    然则，余玠首创的山城守蜀之法无可动摇，尤其是钓鱼城，它被扩建了，变得更加完善，尤其是城内的水井达到了九十二口，绝对不会有水源问题。

    这些，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为南宋的生存带来巨大的依托。与之相比，孟珙的成绩仍然要更高一筹。蒙古军奉行的先蜀川后江南的战略，以及余玠在蜀川的成功，让京湖地区的压力骤然减弱，孟珙不再防守，而是主动出击。

    孟珙收复了襄阳、郢州、荆门军、光化军等重镇，使原岳家军防区的前沿阵地复原。时机大好，孟珙希望临安能支持他，派重兵驻扎襄阳，巩固赵宋的根本重地。可惜，赵昀在临安城里考虑了一下，还是蜀川、两淮更重要吧，毕竟京湖已胜利，那边在防守。

    于是不派兵。

    孟珙无奈，只能再一次专注于防守。公元1240年左右，河南境内的蒙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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