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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们的尔虞我诈
复兴社从一成立,太保们就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即======)、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曰必先反共”的反动政策,极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而内部却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这里仅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酆悌等四个太保命运的片断。
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总力求说出个道理来。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的思想……”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深得蒋的信任。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贺衷寒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曰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积极推动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对己有利:如果蒋介石万一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蒋介石被释放后,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立加冷眼,成了仅有虚位的人物。
邓文仪与贺衷寒、刘健群一起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飞机10多架。蒋介石闻讯,严令侍从秘书邓文仪限期破案。
邓文仪迅即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察。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摊出两条路:接受徐的10万美金贿款,冒险发一大笔财;被徐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经过一番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报称:飞机场大火案不是人为的,因为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仍霍发起火。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去复查。戴笠将徐培根拿航空总署300万元做生意全部亏损,本想用烧库房来毁灭罪证,谁知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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