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1 / 6)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爵士乐时代”（Jazz Ag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 Bradford DeL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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