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2 / 6)

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1%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在“长镀金年代”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了。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长镀金年代”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工人，其生活质量在“长镀金年代”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展了个人的视野。[2]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食品券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20年代中期，1万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而年收入1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1%—但他们缴的所得税不到其收入的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1/5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故而与今天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长镀金年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劫富济贫”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以原因并不在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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