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部分(3 / 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在“冷战”中，杜鲁门和许多人都认为，要重夺道德制高点，美国就应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约翰逊在推行《选举权法》时表达的情感。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内心里别有意见，例如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在2002年赞颂斯特罗姆·瑟蒙德时就脱口而出说道，假如那位坚定的种族隔离论者在1948年当选，我们就不会有“所有这些麻烦”。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自由骑士被奉为英雄，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将其视为巨大的威胁。

    原因之一是，当时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是观念陈旧的种族隔离论者。1964~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一项调查曾要求民众在“结束种族隔离、严格种族隔离、折中”中选择其支持的一项，结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访者选择“严格种族隔离”，而希望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是32%。

    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论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么支持严格种族隔离的北方，对于当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担忧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超过60%的选民认为“民权分子太急躁冒进了”。这一情绪部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运动得陇望蜀，目标越来越多。最开始只不过是废止“吉姆·克劳法”的问题，该法明目张胆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有时还以武力迫使他们安于低贱的地位。最终，“吉姆·克劳法”的粗暴野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轻松的改革目标：民权游行者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南方种族主义者负隅顽抗让整个国家义愤填膺。况且，废止“吉姆·克劳法”只要把官方的、政府维持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在现实中，那里仍有官方色彩较淡的、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与正式的种族隔离不同，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遍及全国。而当民权活动者准备对这一现实发起冲击时，这场对抗就发生了质变。在许多北方的白人看来，告诉校区不要公然为白人与黑人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这是一回事，但为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重新划定校区边界、故意把黑人儿童塞入公交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类似的是，在许多北方白人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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