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部分(4 / 6)

本杰明在努力向父亲解释他的坏情绪时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有所不同”。

    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类似，人口结构的变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运动大约在1964年兴起，在那一年，“婴儿潮”一代的排头兵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单凭庞大的人数，年轻人就能比较容易地与其长辈的文化习俗决裂。也有科技变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药的发明使性尝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他们经受了大量画面（与广告）的轮番轰炸，其本意虽说在于推销产品，但也产生了削弱传统价值观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许多美国人震骇、怒气冲天，尤其是罗纳德·里根。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承诺“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里的共产主义与公然的不良性行为进行调查”。他谈到了“我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极其邪恶的聚众淫乱”，有一次还宣称手上有证据表明，阿拉梅达的地方检察官已调查了一起演变为“放荡聚会”的学生舞会，学生们在一块大屏幕上展示了“裸体男女的画面，他们摆出挑逗的姿势、煽动情欲、相互爱抚”。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调查，和开凯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样，这场舞会演变成的放荡聚会只是里根头脑里的臆想。

    这些事今天听起来都是很可笑的。共产主义与不良性行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惧！我们几乎总是要进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这位未来的总统为何如此痴迷于研究伯克利的大学生在做什么？但对美国中产阶级而言，20世纪60年代社会规范的变迁带来了真实的焦虑。一方面美国人害怕遭到抢劫，因为在刚刚变得危险的城市，很多人的确有这样的遭遇；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辍学，而那也的确发生了。

    但是，鉴于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政治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改变了许多选民的投票。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71年哈里斯民意调查问道：“你觉得嬉皮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损害社会？抑或你觉得他们对所有人都没有多大的害处？”只有22%的受访者说嬉皮士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说他们没多大害处，53%的人说他们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许比民意调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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