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2 / 6)

，得到高额收入的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收益并不代表教育较好的工人整体的收益。CEO与教师一般都有硕士学位，但教师收入自1973年来仅有轻度的增长，而CEO的收入却大涨，在1970年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倍。

    可以发现，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况却好得离谱。这一现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科技变化在解释收入不均时的说服力。相反，这一现象支持了另一个论断，即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制度与规范的变化。制度变化的例子是工会力量的变化，规范变化的例子是，“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工人则不利于士气”这一想法一度曾很流行，现在却已不合时宜。

    制度：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源头

    制度与规范的变化而非晦涩难懂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这一观点在经济学家中日渐得到支持，其原因有二。第一，以制度与规范来解释当今收入不均的加剧，将当前的状况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压缩”联系起来，当时不平等状况大大下降。第二，“制度与规范说”有助于解释“美国例外”的情形：美国不平等加剧的幅度之大，在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

    “大压缩”本身，或更准确地说，“大压缩”的持续，很好地说明了，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如第3章中所探讨的，“婴儿潮”一代中产阶级美国人的成长环境并不是逐渐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新政”的立法、工会活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在很短的时间里构建的。但战争期间强加的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在战时经济管制结束后仍延续了数十年，这就持续有力地说明了，隐秘的市场力量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像经济学基本理论所教导的那么强。正如皮凯蒂与赛斯所说的：

    战争期间工资差距的缩小可以用战时经济的工资管制来解释，但在工资管制废止之后，高薪人士的工资并未恢复以前的水平，这又如何解释呢？完全以技术变化来解释收入的平均化，与这条证据是存在矛盾的……我们认为，收入不均的这一模式或演化状况提供了进一步的间接证据，证明与收入不均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等非市场机制，也许影响了薪酬的确定。在解释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如何发挥影响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与彼得·特明是两位领头人。他们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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