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部分(2 / 6)

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他们指出，限制高管收入的唯一因素是“愤慨约束”，即人们会担心，过高的高管薪酬将在一向沉默的股东、工人、政治家或公众中造成反弹。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就可将高层收入的飙升视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现象，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高层收入飞升不是因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为各种因素使愤慨之声沉寂。新闻机构不再谴责收入过高的管理者，而是赞颂其商业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导公众对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义的痛斥，而是曲意逢迎提供竞选捐款的人；工会曾走上街头抗议高额的管理层奖金，但其势力已在工会残破的年月里一蹶不振。

    此外，由于最高边际税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现在的35%，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动力来利用其职位谋利：他已能将多得多的超额薪水保留下来。这就造成在收入最高的人中间，收入不均也激烈加剧。

    上层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会与政治变化，而非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一看法让一些人惊呼难以置信，它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相差实在太大了。但这一观点却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在现代主管薪酬模式最坚定的辩护者中，就有一些人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看法。

    在谈论那些辩护者之前，让我先来展示他们的一些话，这些话来自于某位曾听过其言谈的人。在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科克对Teldar Paper的股东发表了一段有名的演讲，其部分内容如下：

    眼下，在自由市场的时代，当我国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时，存在一种对股东的责任。卡内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那些构建这个伟大工业帝国的人，确立了这一责任，因为那关乎他们的金钱。现如今，管理层在公司中毫无利益……女士们先生们，我的主旨是说，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就是好的，贪婪就是对的，贪婪真是呱呱叫！今天看这部电影的人也许不会意识到，奥利弗·斯通借戈登·科克之口所说的话，几乎是直接援引当时研究高管薪酬的权威理论家的论述。1990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与罗切斯特大学的凯文·墨菲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总结了他们对高管薪酬的看法，这些看法当时已经很有影响了。他们宣称，美国商业界的麻烦在于“高管的报酬与业绩几乎毫无关系。美国公司给最重要领导者提供的待遇就像对待官僚。既然这样，如此之多的CEO像官僚一样行事，而不是成为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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