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部分(3 / 6)

追求价值最大化、能帮助公司巩固国际市场地位的企业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也就是说，贪婪是好的。

    那么当时公司为何不将报酬与业绩挂钩呢？因为有社会与政治上的压力：

    董事会为何不将收入与业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评论者提出了许多种解释，但我们所看到的分析几乎都忽视了一个强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开所导致的成本。有了政府的披露规则，高管收入必然会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引人注目的话题。披露的好处显而易见：披露可以防止经理与“被俘获”的董事沆瀣一气，“大肆掠夺”。但对于披露的成本，人们就没有那么多了解了，而其成本也许远高于好处。管理劳动合同并不是雇主与雇员间的私事。在订约过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一些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内外运作，影响管理层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决定权的并不是股东，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股东选出来的，却并不完全遵行他们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别有一套为其特殊利益服务的方案，公开披露“老板挣多少”会成为他们的武器。一旦工资问题引发群情激奋，薪酬委员会通常的反应是或明或暗地限制CEO的薪酬。换言之，詹森与墨菲认为，表现为“愤慨约束”的社会规范在压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管收入依当今的标准来看仍然较低。显然他们将之视为坏事，而非好事。他们给“被俘获的”、“大肆掠夺”加上引号，把对高管监守自盗的担忧视为杞人忧天。但他们默认的影响主管薪酬变化的因素，与批评高薪酬的人认为的并无二致。他们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虽然公司规模大增，但高管的实际薪酬反而下降了。他们断言，其原因就是公众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社会与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经济力量导致劳工与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战后急剧缩小。

    现在如有人认为高额薪酬是一种有益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激励高管尽职尽责，那就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财富》杂志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夺》就一针见血地嘲讽：“你也许觉得事情会是这样，股价停滞不前，所以不应奖赏CEO。但实情却刚好相反，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该文还引述了詹森的话，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担心这些家伙得到的报酬不够，但现在就连我也困惑了。”但无所谓：倡导贪婪的信条在大行其道，推动社会与政治规范的变化。在一代人之前会成为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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