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部分(4 / 6)

共和党人。这一战略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共和党得到公司捐款的大头，扼杀民主党的财源。他们还通过直接施压来促成这一目标。1995年迪莱汇编了一个单子，列出了400家最大的政治筹款委员会，以及其给予两党的资金数额与分配比例。然后迪莱把“不友好”的游说者叫到办公室，加以斥责。“你要想参与我们的革命，就得遵守我们的规则。”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夺取游说团体的控制权也有利于维持共和党的内部忠诚，因为这样就有了大量可施恩赏赐的职位，用以酬劳那些遵行党派路线的人，而这些职位可真是大肥缺。

    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机制为共和党政治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促使其采取严重偏右的立场。这不仅关系到竞选捐款，而且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前景。公众强烈认为，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应当利用其谈判力来压低药价，但2001~2004年的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的众议员比利·陶津（Billy Tauzin）却推动通过了一项联邦医疗保险法案，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协商价格。随后陶津就出任制药业最大游说团体的首脑，据传有七位数的薪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看来，桑托伦明显右得太过火了，但在竞选失败后，他毫不费力地谋到了一份智库的亮丽职位，而罗德岛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林肯·查菲虽在同一年失去参议院席位，却只能将就着在布朗大学教一年书。

    林肯·查菲的败选让我想到保守主义运动机构对共和党的另一种控制术：他们不光支持听话的共和党政客，还惩罚那些不听话的。查菲在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卑劣阻击。他的对手史蒂夫·拉菲（Steve Laffey）从“增长俱乐部”得到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支持，该组织的专长就是教训那些对减税不够热心的共和党人。2001年，时任该俱乐部主席的斯蒂文·穆尔（Stephen Moore）宣称：“我们希望被视为减税的执行员。”该俱乐部对于逼走查菲寄予厚望：两年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增长俱乐部”资助的一名候选人几乎击败了另一位相对温和的共和党人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参议员。而这些阻击是有威慑力的，正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2001年说的：“看看共和党人统统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方案，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很小心谨慎的，他们可不想让史蒂夫·穆尔在自己的选区招募候选人。”

    斯佩克特首次当选参议员是在1980年，这使他成为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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