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部分(4 / 6)

受惊吓，以为克林顿方案将剥夺人们的医疗选择权。人们也许到现在都没发觉的是，保险业的反对让克林顿夫妇大感意外。他们的方案原本是要让保险公司在体系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拉拢它们。下文还要论及，现在拟议中的各项主要医疗方案也全都给私人保险公司保留了重要位置，但和当年一样，保险业的抵制仍丝毫不减。事实是，任何医疗改革，如果无法削减当前保险业强加的额外管理成本，就绝不会成功。而那意味着，就算保险公司能在体系中保有一席之地，保险业也要被迫缩减规模。要收买保险公司合作，实在是绝无可能。

    同样，想都不用想，这一政治态势在加利福尼亚州已一目了然。在那里，现代版的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人阿诺德·施瓦辛格已提议实施州一级的全民医疗。施瓦辛格的方案将保留私人保险公司的地位，但会管制它们，以禁绝“风险选择”。不出所料，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保险公司“蓝十字”已在推出类似“哈里与路易丝”的广告，广告警告说，“草率的改革”会破坏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疗。

    制药业也会是激烈反对的一方—也许要比1993年更激烈，因为与15年前相比，当今药品开支占总医药费的比重要高得多。与保险公司的反对一样，制药业的反对也是根本上无法避免的，因为制药公司本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医疗之所以昂贵，原因之一就是处方药价格远超别国，而全民医疗体系一旦建立，迟早会发起谈判来降低处方药的价格。

    目前为止都是坏消息：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反对医疗改革的主要力量将在今天发起烈度不减的抵抗。但人们仍有一种根本性的感觉：与15年前的改革努力相比，当前的努力将更为持久、更不易为各种变故破坏。

    医疗改革的新契机

    正如我在第10章指出的，美国经济不振是比尔·克林顿当选的重要原因。1990~1991年的衰退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段就业缓慢增长的漫长时期，即所谓的“无就业复苏”，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衰退的延续。医疗危机也似乎更加严峻了，因为人们在失去工作并随之失去医疗保险。摆在医疗改革者面前的问题是，一旦经济开始有起色，医疗保险形势也将改善。到1994年年初，威廉·克里斯托便已说服共和党人抵制克林顿的方案，其理由不仅在于方案本身，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即美国的医疗根本没有危机。如表11–3所示，医疗保险形势当时确在迅速改善：拥有基于雇佣关系保险的美国人比例在1994年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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