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 部分(5 / 6)

了压低大多数家庭的购买力外，还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其他严重的代价。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说：“若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现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也将政府据为己有。当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会被披露出来。

    在本书付印时，就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例子：连一些民主党人都纷纷声援对冲基金经理，这些经理得到了超常的税收减免。借助对税法所做的一种怪异的解释，这些经理（其中一些每年赚十几亿美元）得以使其收入按照15%的资本增值税税率来缴税，而其他高收入者的税率则高达35%。这一对冲基金赋税漏洞每年给政府造成60亿美元以上的税收损失，相当于向300万儿童提供医疗的开销。其中将近20亿美元落入25个人的腰包。连保守派经济学家也认为，这一税收减免没有道理，应当取消。

    但这一税收减免有强大的政治支持，而且不只是来自共和党人。2007年7月，纽约州参议员、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放言，只有当其他已成定制的税收减免也同时取消，他才会支持填补对冲基金赋税漏洞。人人都明白，这是一种以隐晦的方式阻挠改革的“毒丸”策略。而且人人都怀疑，对冲基金向民主党政治竞选捐助的大笔金钱，推动了舒默采取这一立场，虽然他对此否认。

    对冲基金赋税漏洞是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何腐蚀政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均如何强化了一股从根本上反民主的势力，即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正如我在第7章中说的，贫富不均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治的右转，但因果关系还指向另一边。富人新获的财富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维持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制度，并将共和党进一步推入该运动的轨道。美国政治的丑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反映。

    更广义地说，高度不平等让维系美国社会的纽带变得紧张。美国人信任政府与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长期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多数美国人认同“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说法，现在多数人不认同。在60年代，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运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今天多数人认为政府运行是为“一些大利益集团”。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人日趋强烈的愤世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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