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部分(1 / 6)

    20年代相同。

    但这不是全部。政府以税的方式征收部分市场收入，并将部分税收返还给公众。返还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付款，如社会保障支票，那是多数美国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二是为产品和医疗等服务付费。所以，不平等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均，即考虑税收与政府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在现代美国，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可支配收入的不均不如市场收入不均严重，因为我们有福利国家—虽说依国际标准看规模较小。2007年的美国感觉上不像20年代的美国那么不平等，原因就在于税收与转移支付，二者稍稍节制了富人的生活水准，同时帮助不幸者脱离困境。

    故而，缓解美国贫富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多扩张、提高我们的后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将市场收入不均视为既定因素，但努力缓解其影响。要看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让我讲个例子：法国这个缩减贫富差距的力度大大超过美国的国家。

    如果你正身处生命中的困顿时刻或者你一生坎坷，那么当一个法国人绝对好于当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如果你失业了，不得不做一份低下的工作，你不用担心失去医疗保险，因为医疗保险是政府提供的。如果你长期失业，政府帮你解决吃住问题。如果抚育子女的开销让你囊中羞涩，政府会多给你钱，并帮助解决小孩的日托。没人担保你生活舒适，但你的家人，尤其是子女会得到保护，免遭真正严重的物质匮乏。

    假如你境况极佳，做法国人就有其不利之处了。与美国相比，所得税税率有点儿高，而工薪税（payroll tax）要高得多，尤其是名义上由雇主支付、实际从工资中剔除的那部分。生活成本也高，因为法国有很高的增值税—一种全国性的营业税。对于高收入者而言，政府医疗保险与其他福利的好处并不足以弥补这些税负。所以，如果一个法国人的薪酬（包括雇主支付的工薪税）水平在我们看来属中产阶级上层或更高阶层，他的购买力却要明显低于拿同样薪酬的美国人。

    换言之，法国有多方面的后市场政策，以让痛苦者舒适、让舒适者“痛苦”的方式来缓解贫富不均。在这方面，法国代表了非英语语系的西方国家。不过，其他英语国家也比美国在缓解后市场不平等方面的力度大。

    例如，在缓解65岁以下人群贫富不均的项目上，美国的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要赶上加拿大的水平，我们还需再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5%；要赶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水平，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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