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部分(2 / 3)

改革上，想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共和党人与想实现有保障全民医疗的民主党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两党妥协的。当一项医疗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给国会时，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样，力促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医疗改革让保守主义运动的谋划落空。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许都会听命。

    所以，成为一个进步派人士就意味着要有党派忠诚，至少目前如此。制定一项进步议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党人既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而为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就需要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对于那些试图阻止我们改善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要欢迎他们的仇恨。

    如果新的进步运动胜利，党派忠诚的需要将最终消退。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的人仍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艾森豪威尔投票，因为共和党已无奈（而且暂时）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期待政治恢复到那种局面：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

    目前而言，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主。

    致谢

    首先向我的妻子、常和我一起创作的罗宾·韦尔斯（Robin Wells）致谢。她深深参与了本书写作的每一阶段，从形成思路、进行研究到起草各章节。本书既是我写的，也是她写的。

    还要向两位历史学家致谢。肖恩·韦伦兹（Sean Wilentz）详细阅读了初稿，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观点，将我引领到正确的思路上。里克·波斯坦因就一些基本的想法同我探讨，并给我看了他即将面世的杰作《尼克松之地》（Nixonland）的初稿，从而使我对战后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也要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 McFeely），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而且在我们朝终点线做最后冲刺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

    最后，尽管《纽约时报》并没有人直接参与本书写作，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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