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 / 5)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最后一晚，我的母亲围着围裙，站在灶台旁边，预备煮饺子。雪在窗外头下得很紧，人走上去，一步就能踩出十几厘厚的脚印来。风也刮得很紧，不断地把雪粒子吹打在窗玻璃上，砸得噼里啪啦响。

    “都下雪了。”母亲背朝着我剁馅，“人家该不来了吧。你赶紧把桌上收一收，等会儿要腾个地方吃饭。”

    “来的吧，那人是当过兵的，比我们都守时。”我哀求她，“咱们也给他腾个位置吧。”

    她不接话了，撂下漏勺回过头看我，眼神里似有些无奈。

    “我讲好了的。”我怕她不答应，赶紧又补充道。

    “这可是你说的。”她重新提起汤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后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终于松了口气。

    趁着她转过身的当口，我继续查看那些被我摊开在桌面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两天刚从日本寄回来的、重新修复过、手绘上色过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是别人赠给我的。前一种已经受过了处理，而后一种大多还是斑驳的，拿起来闻一闻或许还有土腥味，这毕竟是种别样的旧感，我讲不出。

    既然已经处理过了，那么我就先不管了罢。我这么想着，把手绘上色过的相片塞进自己书桌右侧的抽屉里，其余的则原样封进塑胶套中。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说，比现在更加年轻的时候，那起码是十多年前，那会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回忆总归是包着红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并不打算讲那些，因为近年来我终于意识到，在“陈述痛苦”这件事上，我还不配，何况悲痛并不一定就要宣之于口。

    两年前，我和别的青年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台湾老兵要求返乡的消息，可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问我台湾是什么？怎么样？事实也怪得很：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没喊过“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许真的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台湾的人喜欢说什么样的话？喜欢吃什么？我们几乎全然不知，只是跟着喊几声罢了，仅此而已；而这些声音又随着十年的更迭而渐渐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来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红，老年是黑，青年是红与黑，我就是这样的青年，脚站在红里，头却曝露在黑中；温暖是红，冰冷是黑，路就是红与黑，我走得就是这般的路，前脚裹在红里，后踵却还陷在黑中。

    抬头是红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