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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吴邪？”

    “唔，对啊？”黎簇抬手看了一眼表，“我是一九六五年生的人，跟吴邪碰见的时候，我才八岁。”他讲完，一扭头把吃剩的果皮丢在街角。

    “哦……我跟你一年生的。”我挠挠头。

    理论上来说，我跟黎簇也算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了，不过，我们那种经历都不算什么。闹起来的时候我俩才多大，几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黎簇上个月刚去过重庆，他在那里采访一位作家。他干的营生跟我很类似，成天价地做些笔录。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说，总有个人要记下来。

    记下来？我又问他，记什么？

    他深深抽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巷口被电线杆切割成数条的天际：“那个时代。年轻的人仿佛对这些不感兴趣，但那些日子，必须要被记下来。人的一生并不是你活了多久，而是你记住了多久。总有个人得留下，如果真的有，为什么这人不能是我？”

    他今年二十五岁，与我一般年纪，面目俊挺，头发理得很整洁，笑起来很腼腆。激情和压抑都在他身上拐了个弯，归隐于青年人的外表以下。说来也很有趣，他明明是青年人，望着天空的目光有时却带着莫名的哀愁。

    他把这一切叫做“伤疤”，它们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就像你的灵魂那样，藏在你窥不到的角落，但，它们就是存在。

    时代改变了中国，时代改变了青年，时代改变了我们。没有改变的，或许，是藏在罅隙里的“信念”。黎簇的信念是记录，我的信念则是追寻。

    我买了糍粑，跟他并肩走着。他的右肩上斜挎着一只褡裢，里面装着一摞用防水布包好的笔记本。

    “说真的，你不是真的打算就这么晃来晃去吧？”黎簇推着自行车，一面走，一面“叮铃铃”地摇车铃，叫那些行人全都避开。

    “就当旅游。”我接得漫不经心。二十五岁的单身男青年，干点什么都行。

    “不，我的意思是，你该不会只会晃吧？”他按下车龙头，很是痛心疾首地看我，“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好素材吗？加在一起都够你写本书了。”

    “别，这些事情能写个什么玩意儿出来？”我连连摆手，吴邪和张起灵的故事，别说以前，放到现在都可能不太为众人接受，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为难。

    看着一些饱受时代创伤的人再度陷入窘境，于心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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