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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希望’，就是一个人的信念。”

    他讲完，我一时无言。我走了一阵，揣着口袋问他：“我们两个在干的事情，说不定只为了一个信念，就是‘铭记’。”讲到这里，我叹口气，“可是，为什么要记住？为什么要把看似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压在肩膀上？我……有时候也很困惑。”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困惑的，我们毕竟还比较年轻，除了掏鸟入窠以外，很多事情随性地做一做也没什么，你怎么感觉就怎么去做，不是蛮好的，千金难买爷高兴。”

    “我操……你就不能讲得稍微文雅一点？”我赶紧扭头去找刚刚路过的两位女青年，还好人家没注意到我们。

    “我跑火车惯了的，”他挠挠头，“拿我自己来说，为什么要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促进我的深刻和自省。”

    “深刻和自省——这两样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他眯起眼睛，“我给你讲讲我一个语文老师吧，小学的，驼背，粉笔字非常好看，课文讲得很好，他的儿子很早就死了，孤家寡人活了大半辈子，文革一来，他遭了批斗，我十岁那年，他跳井了。”

    “那会儿我感到很懵。死个人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可能……也就是，第二天醒来，发现没人给你讲课了而已……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为何那段记忆能让我记到现在？”他朝我晃晃手，“我们有时候老说，‘我错了，我要反省’，可是光讲是没有用的。一个时代的错误，需要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一起去反省、去记住、去把那些东西写进他们的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记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来。只要还有一个人是记住的……悲剧就不至于重演。”

    黎簇自嘲地笑几声，往地上吐了口痰，“我他妈其实是个浪漫主义者，很根深蒂固的那种。”

    “我看出来了。”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发现他肩颈上的肌肉都缩得紧紧的。

    “其实，刚接触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理解吴邪这个人，”他推着车的手握成拳，“他的所作所为，从晋西北到大别山，再到白云洞、杭州……我想来想去，总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好人，身上有那种朴素的善良。你放心，这种善良，你也有，我看得见；我也有……嘿嘿……”他笑了笑，很快又板起脸，“吴邪并没有为此而后悔过，他有那种信念，并且一直都在坚定地贯彻自己的善良，我很佩服他。只有最真实的善良，才会有最真实的悲悯。”

    “也只有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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