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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寄，往后，直到文革结束，她没再给任何人写过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不要命了：她成天价地坐在图书馆里，到处翻着书，一本又一本。解雨臣说他没有乱讲，的确有这个事情，她就相信了，只要是写了字的纸，都拿来翻一翻，生怕漏掉一张，她总是怀抱着希望，觉得下一张说不定就是写了那故事的纸——但没有，就是没有。

    每当解雨臣被批斗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她坐在最后边，瞧着解雨臣被批斗，解雨臣有时候精神比较好，还会对她笑一笑，可她不这样，她很害怕解雨臣对自己笑，怕得近乎神经质，她不是怕对方笑，她怕解雨臣被搞成神经病，怕他要自杀。一个每天都被摁着头生活的人，在她看来是不应该会笑的。

    七零年年底，霍秀秀再一次去看了解雨臣，她的手里揣着一张薄薄的纸片，上面用铅字印着谢觉哉的《浏阳遇险》。

    “我知道你没说谎，我找到了。”她讲，伸手想把纸片塞给解雨臣，人却忽然大哭起来。为了这个纸片，她连垃圾堆都翻过了，谁会想到她只是为了一张纸呢？

    解雨臣没有接，一手伸过去，把她按进怀里。

    这一天，离解雨臣被“打倒”刚好过去了一年。

    霍秀秀出嫁了，她一个人回到家里，把贴满了各色标语的解雨臣的家清扫干净。她要在这里等她的丈夫回来。她搬着水桶，挨个往贴过标语的地方擦拭，把浆糊的痕迹都擦干净，家里又像新的一样了。

    这以后，她没去工作，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扫街。等日出了就缩回家里去，她害怕被别人看见，也害怕被小孩子嘲弄。

    一九七一年，本已“解决问题”的解雨臣再一次被打倒，连着他一起被批斗的还有霍秀秀，有人“揭发”了霍秀秀以前的营生，说她是给资产阶级卖唱的走狗。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脖子上挂了个牌子，被人群推着往前走，解雨臣就牵着她，两个人一起走。她一照镜子就哭，嫌自己难看，头像和尚一样；解雨臣就故意把头发留得很长，指着自己对她说，你当男人我当女人，也是一样嘛。

    他每次都要哄很久，霍秀秀才会笑起来，否则两个人都没法入睡。夫妻俩这个习惯就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以后，从前如此，现在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