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10 / 21)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礼”这个概念赋予更多更新的内容，几乎已经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道德准则。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以“礼”治国，“礼”不仅是约束人心的道德准则，而且亦具有某些法律上效应。违背了“礼”，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也要受到礼法的制裁。

    曾国藩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新旧之交的那个时期，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把“礼”定位为“仁”的道德实践，而使它与法律渐渐分开。在曾国藩时代，“礼”与“法”不分的时代渐渐过去。“礼”作为道德上规范可从源头控制犯罪，而法律则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害群之马予以惩罚。因此，曾国藩一方面强调以“礼”化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法治国”。在世风日下，犯罪日多的末世，曾国藩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他认为，通过这种礼法结合的方法与手段，必然会出现“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在曾国藩那里，“礼”可治本，“法”可治表，但是要想实现以礼治国，就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以保证的“礼”的顺利实行。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那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严明。曾国藩曾说：“用法从严，并不是没有条律，不像屠夫杀猪那样，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说，要从严而适当，恰如其分。“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达到这一美好理想，执法者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还须透明。在曾国藩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要执法者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

    对于执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对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心中非常厌恶。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在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的案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冤狱积累过多，必然导致反复拖拉，并且牵连无辜，这必然使得老百姓痛苦不堪。

    对于冤狱与累讼，曾国藩不光给予了痛斥，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克服了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首先是严禁私自关押犯人。他曾出榜明确告知官吏与百姓：“以后管押犯人、证人，本州县必须立牌，以告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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