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7 / 21)

狂禅也是佛教所反对的。

    王夫之是曾国藩的老乡，他的著作是经曾国藩整理首印才得以推广的，曾国藩显然是很敬佩王夫之的。然而，在对待陆王心学的态度上，曾国藩既继承了王夫之反对心学空疏的观点，同时又发扬了心学的优点。与船山辟禅佛而严厉批判陆王等人相比，曾国藩更能够融汇贯通。王船山贬抑陆、王，曾国藩却服膺陆、王；王船山服膺张载，曾国藩也批判张载，认为“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可见，曾国藩在继承王船山思想的基础上，更多地保持一种包容态度，他的新儒家思想融会贯通于各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李曜既然要为大唐的新儒学指明正确的方向，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曾国藩所开创的“近代新儒学”自然不能轻忽，他在动笔下这篇《新儒论》之前，就将这一体系及其特点分析得清清楚楚。

    首先是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

    从曾国藩早年开始，他就没有被空谈性理的理学所约束。他在京期间，他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并且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不但没有得到启迪，相反身体却越来越差劲。他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理学家的内省本来来自佛教禅宗的观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没有一点污染，“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约束本来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在家静坐，不关心世事，这就违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孟子说，要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是在心怀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衰颓、堕落以及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沉沦的形势，如果一个人仍旧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内搞静坐，不去关心世事，又怎么能够实现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偏颇，于是开始改造旧理学而创立他的新儒学。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这说明唐鉴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不排斥经济之学，已有理学经世倾向。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调和汉宋之争的基础上，超越他的理学师友，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划分出来，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

    他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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