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8 / 21)

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争，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性命，而略于经世致用。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在四门学科中，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经济学的目的。其他像词章、考据是服务于义理的，而仅仅是知道义理，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那么这样的义理，曾国藩认为是没有作用的。

    曾国藩的“经济学”，虽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它并非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精神，而是儒家思想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产物，同时曾国藩的经济学也继承了陆王心学乃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后儒重视道德实践的优点。

    曾国藩的经济学回到了原始儒学以及中国新儒学（陆王心学等）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论语》一开头就说：“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受到长期的误解。“习”并非温习功课，而是实践，“学而时习之”就是学到的理论随时随刻都要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这是孔子在强调“学以致用”的道理，这个“学以致用”与曾国藩“经济之学”其本质是相同的。

    曾国藩讨厌学了不用，说了不做，他重视中国新儒学所强调的“道德实践”，这也是原始儒家所说的“诚’字。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主也。故曰诚者物主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虚伪，不能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处处都是男盗女娼，一定要“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因此，曾国藩的“经济学”，不是做官发财的经济学，而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说理与行动的统一。曾国藩强调“知行合一”，他的“经济学”也就继承了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的陆王心学以及后儒的优点，纠正了理学空谈性理而忽视道德实践的做法。

    空谈性理，只能误人误己，只有通过修心养性才能恢复人的“善”性。所以曾国藩指出要想复性必须躬行实践，他说“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因此要想“复性”，还必须力行“仁、敬、孝、慈”等伦理道德。曾国藩反对说空话，说大话，强调经济学的“力行”。他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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